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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贷学堂 数字货币出现后,支付清算机构还在不在?

“我记得大概是2015年左右,当时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开了个会,提出要研究数字货币。那时候我在办公厅当主任,大家都觉得很吃惊,数字货币是什么?觉得很新奇,对大家震动很大。现在数字货币的文章也好,观点也好,研究很多。说实话,到现在我也没看到真正的数字货币。数字货币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,每个人想法不一样。银联对数字货币也有一些研究。”8月10日,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,中国银联董事长邵伏军也阐述了他对数字货币的看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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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银联作为一家支付清算机构,我们真正关心数字货币出现以后,数字货币得到大量运用,支付清算机构还在不在?支付清算机构在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?说实话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,也是我们最关注的问题。”邵伏军建议,数字货币的建设还是要高度重视发挥现有的支付清算机构的作用。
如何看待比特币和libra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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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伏军首先谈及数字货币发展的内在价值。回顾货币发展的历史,作为一般等价物,无论是最开始的贝壳还是后来的贵金属、金属币,还是中国出现的交子、银票等等,每一种货币形态的出现和发展,都是基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创新。且货币的功能也在进一步完善和丰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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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当前,我们讨论数字货币,确实还是需要认真思考,从这个本质出发,以及数字技术给货币带来的创新价值在什么地方。按照经典理论,支付手段、储值工具、计账单位是货币三大功能,数字货币怎么实现这三大基本功能。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有趣的问题,值得不断研究和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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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商业机构主导的加密数字货币,比如前两年炒得很热的比特币,最后也没有成为通行的货币。因为它的价格不断波动,大家普遍认为它是一个数字资产,或者是一个数字商品。”邵伏军表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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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,libra引起高度关注,邵伏军也谈了他对libra的看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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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面,数字经济垄断性的科技公司和庞大网络优势产生协调效应,大家认为,这会对现有的金融体系的运行和监管提出新的挑战,从而引起各方关注。另一方面,它的目标是打造超主权的货币,并且设计了锚定一揽子货币作为基础,是一个稳定币的方案。它在增强信用稳定币制等方面进行新的尝试,目前为止也有很多细节还不太清晰。至于应用场景,目前依然是聚焦在跨境支付这一块。所以未来发展怎么样,前景怎么样,确实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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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三大作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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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伏军表示,基于国家货币论的角度来看,未来数字货币的发展,我们的希望,也是最大的可能性,还是基于国家信用的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。当然,法定数字货币也还在研究当中,它的形式和方案也有很多。但是从作用来说,还是会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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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,提升对货币运行监控的效率,丰富货币政策的手段。现在的货币发行方式,因为发行以后,对货币流通缺少有效的实时的监控手段,基本是通过统计和估算。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将使货币创造、计账、流动等数据实时采集成为可能,并在数据脱敏以后,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进行深入分析,为货币的投放,为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,并且为经济调控提供有益的手段。同时,央行数字货币也能够有效地在反洗钱、反恐融资方面提供一些帮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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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,有利于提升交易流程的智能化的水平。法定数字货币不仅仅是货币数字化,它还能够通过与智能技术的结合,通过智能合约的设计,较好解决交易双方信任问题,信息流与资金流同步的问题,这个优势能够大幅度简化传统金融机构间比较复杂的交易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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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,切实提升支付特别是跨境支付的效率,建立开放的支付环境。从货币最基础的支付功能来看,通过运用法定的数字货币,可以使法定货币的流通的网络极大的扁平化,实现支付系统底层全面的互联互通,大幅度减少兑换的环节,提高跨境资金的流动性,解决传统的跨境汇兑在链条长、到账慢、效率低等等方面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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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大难点:技术、国际间协调、基础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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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,法定数字货币确实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,不然到现在,也没看到广泛使用的实际的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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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法定数字货币发展来看,第一,技术实现难度还有一些问题。法定数字货币在理论上存在很多的优势,但是受制于当前技术水平,确实还难以实现对海量的货币实时数据采集、监控和分析,也难以开展高效精准的可编程的操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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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,国际间协调的难度也是一个问题。各国的货币政策、汇率政策协同,在现在汇率形势下就是一个难题。法定数字货币运用以后,协调的难度会更大。正如各国支付市场的监管,各国差异很大,各国研究数字货币的出发点和目标也大不相同。目前有的国家是支持的,有的是观望的,有的就是明确禁止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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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,基础准备方面也有一些困难。从顶层设计来看,法定数字货币将对各类金融业务、金融服务的底层运作逻辑产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。在金融体系的全面应用基础准备方面,目前来说还是严重不足。既缺乏相应的底层运作规范,也缺乏对相应的监管机制。比如说是不是匿名,是不是计息等等这些基础问题确实还在探讨当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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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从商业数字货币角度来看,也有一些问题。“目前看到的商业数字货币的这些方案,从根本上来说,依旧是代币,难以真正作为货币存在,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。”邵伏军坦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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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,信任的问题。价值稳定是货币被接受并普遍流通的前提。目前商业数字货币的发行主体,如果作为商业联盟,发币的原则和基础都是商业信任,缺少稳定透明的运行机制,是不是存在超发,是不是存在不足值的发行,本身兑付的流动性怎么样,储备资金是不是挪用,这些问题确实还是一个疑问,也存在一些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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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,技术管控的风险。区块链这些技术,在高频交易处理与快速响应的效力方面有优势,但商业数字货币涉及亿万客户信息,涉及到客户隐私泄露,安全信息;同时,商业货币的匿名性对反洗钱反恐融资监管方面提出挑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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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,产融结合和垄断的风险。大型科技平台型的发展,不断扩展它的业务范围,在提高效率的同时,也导致出现新的产融结合,出现垄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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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,货币政策与外汇管理的风险问题。商业数字货币出现以后,一旦它的运行它的跨国运营影响各国法定货币的流动性,影响非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主权问题,也有可能导致弱势国家资金流失,反洗钱等等措施失效。货币政策失灵,对货币政策和货币运行体系带来的影响和风险也是很大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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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重视发挥现有支付清算机构的作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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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伏军最后提到了支付清算机构在数字货币发行中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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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银联作为一个支付清算机构,我们真正关心数字货币出现以后,数字货币得到大量运用,支付清算机构还在不在?支付清算机构在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?说实话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,也是我们最关注的问题。”邵伏军不无忧虑地表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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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商业数字货币角度来看,以libra为例,机构或者用户注册以后,它会分配一个全球通用的一个加密的账户。通过利用libra code进行不同地方货币转移,实现点对点的交易。这个交易过程,采取分布式计账,有libra系统验证者、存储更新账本,优化交易流程,简化对账,但是整个交易下来,对转接清算机构是颠覆性的变革,目前看不到商业银行,看不到商业银行的账户,看不到转接清算机构的作用,也有可能就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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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从法定数字货币这个角度来看,也要考虑与现有电子支付体系怎么衔接?目前根据邵伏军的了解,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或者相关的机构提出的方案,由央行顶层设计,构建人民银行、商业银行双重的投放的体系,这个体系稍微好一点。央行负责对整个系统进行监管,并且制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政策。保证系统安全性、稳健性和风险可控性,有央行授权,若干代理发行机构,比如商业银行与央行基于区块链共建一个实时的计算系统,通过商业银行向央行缴存准备金获得数字货币发行权,从而把数字货币推向市场流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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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方案也分两种情况。一是,在央行、商业银行双重投放体系下,区块链覆盖数字货币的发行以及流通的全过程,整个交易的转接是由区块链网络协议直接完成。这摒弃支付清算机构支付,这种情形下转接清算机构也被边缘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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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,在双重投放体系中,代理发行机构发行数字货币是有自己的标识,工行发行有工行的标识,农行有农行的标识,支付清算机构对现有的网络进行一个改造,来支持数字货币的转接清算。通过央行缴准备金获得数字货币的发行量,发行的数字货币成为代理投放机构的负债,各个代理发放机构就需要对这些数字货币有一个标识。这就相当于发行港币,中行相应的有标识,同时监控数字货币流通情况。这种情况还稍微好一点,类似于现有的银行账户体系当中,多了一个数字货币的账户。在双重投放体系中,就需要建立一个连接各家银行数字货币支付转接的区块链网络,数字货币账户发生跨行交易,支付清算机构就可以对发行机构最终使用者结算金额进行记录,这时转接清算机构能够发挥作用,能够找到角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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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伏军建议,数字货币的建设还是要高度重视发挥现有的支付清算机构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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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 谢水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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